工业软件堪称现代工业的灵魂，通过将工业知识、技术、流程进行程序化封装及复用，实现在数字空间、物理空间定义工业产品和生产设备的形状、结构，进而控制其运动状态，预测其变化规律，在中国工业向数字化、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2022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33.2%，总量突破40万亿元大关，中国工业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而其中国内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连续13年占据全球首位，达到27.7%。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以及两化融合的深入贯彻落实，给中国的工业软件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当然目前中国工业软件也还在抓紧补课的阶段，西方工业软件的先发优势和生态优势是否很难打破？我国工业系统割裂严重、设备之间很难联接，究竟因为什么？企业层面之外，国家力量、行业组织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当下经济环境又是否会对工业软件的业态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问题，科工力量对宁波市软件行业协会秘书长金励君进行了专访，实录如下：

科工力量：在我们很多网友的印象当中，西方工业软件的先发优势还是很强的，能不能给大家客观讲一下他们强在哪里？

金励君：客观说，要看到一些差距。我们的工业体系虽然门类齐全，规模较大，但积累时间相对较短，基础比较薄弱，西方工业软件的强大建立在其强大的工业基础之上，两家比较头部的代表性企业，一家是德国西门子，另一家是法国达索，他们在工业软件上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生态。西门子令人印象特别深的地方是，它几乎把工业软件生态层面所有和它有上下游关系的企业全都收购了，比如收购了美国的UG（UnigraphicsNX），这是一款工业设计软件，在3D建模，特别是塑料模具的设计上优势明显。

法国达索通过SolidWorks、CATIA等一系列产品，在工业设计领域几乎形成了垄断，因为工业之母是模具，模具之母是工业设计软件，从CADC、CAE开始，德国西门子、法国达索、美国Autodesk三个公司及其生态基本垄断工业设计领域98%的市场，他们先发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利用强大的存量工业基础，打造了大量工业软件的生态。

科工力量：这种先发优势和生态优势是不是很难打破？

金励君：也不能这么说，一方面，国外的软件巨头们客观上开拓了市场。另一方面，刚才提到的这些软件，我们很多工业企业都使用盗版，这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当年的版权意识比较薄弱，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巨头也用了一些市场策略，导致中国的工业软件失去了发展空间，阶段性地败下阵来，这才形成他们的先发优势和生态。

科工力量：关于盗版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能不能展开讲一下？

金励君：知识产权存在的问题如果要展开，可谓罄竹难书。

在电力、石化、汽车等领域，有大量工业设计软件绕不开刚才说到的法国达索和德国西门子的布局。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企业购买正版软件的负担较重。举个例子，比如UG的软件，国内售价是单台电脑上30万元（人民币）按授权付费，比美国市场贵多了（美国1万美金左右全功能）一家企业多台电脑，可能需要十几套。

因为这种软件是一种生产工具，所以也就成了筛选企业能否进入产业的门槛，因为好多企业付不出这个代价。举个例子，比如一家钣金工厂，拿到一个订单，如果没有这套软件，连设计图都打不开，根本就没法做钣金。但是一家钣金工厂会花钱买正版软件吗？

那么盗版呢，一套的价格当年可能是5元，甚至5元的盗版软件还是破解版，功能上还强于30万的正版软件，那么对企业来说，怎么选择呢？这就是工业软件领域的实际情况。

那么在5元和30万之间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呢，比如国产软件？又有很现实的问题，举个例子，通用公司设计了一个发动机的盖子，这很简单，发动机的盖子现在什么软件都可以做，但通用是用SolidWorks设计的，把这个设计文件传过来以后，接单的中国企业也可以用国产的设计软件打开、解图，但是企业敢吗？中国相关企业宣称功能上可以完全兼容，实际上也可能确实可以兼容，但如果万一有精度的偏差，如果有细节的丢失，谁能来负责呢？

这是目前工业设计软件面临的一些困局，对于加工型产业来说，上下游体系上很多环节不在中国国内，同时，也因为中国具有国际战略的品牌实在太少了。

这是目前来说我们所遇到的一些现实的版权问题，几乎每家外向型的工业企业都收到过来自这几家公司的律师函，还有我们当年在做入世（WTO）谈判的时候，在跟版权相关的一些问题上我们是要了退让的。现在，我们的产业领域确实遇到一些现实的问题，但也要两方面辩证看，坏的层面是给我们的产业和企业增加了不小的负担，好的方面是为我们积极地创造软件价值提供了条件，对产业改变带来了契机，坏和好都有一点，但长远来说一定是好的，因为对于中国的工业软件企业来说，市场空间是存在的，国家对这方面很重视，版权保护也跟上了，资本市场也开始关注，所以做有价值的事情一定会带来正向的回报，对中国从事工业设计软件、底层技术开发的公司来说是好事情。

科工力量：您看问题非常辩证，能不能再谈谈中国工业软件的现状？

金励君：中国工业软件的现状，我们可以客观的谈一谈。

目前来说，我们是比较有机会的，因为我们的基础和起点跟西方工业软件当时发展的环境不太一样。他们目前提供的大量工业软件，都是基于非常传统的模式，比如说单机版、软件安装包、密钥式。宁波工业设计软件领域，特别是CAE领域，有一些企业比较有优势，CAE领域的核心是大量的建模和渲染，目前来说，个人计算机的渲染能力是有限的，宁波的一些CAE企业已经用到云，提供SAAS版的 CAE设计软件，后端采用云渲染的模式来解决算力的问题，这种布局就比西方现有架构的软件有一些前瞻性。

另外在CAE的底层领域，是各种各样的解耦器，在算法布局和理解领域，清华大学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培养了一代人，因为当年在工业设计领域有一些国家计划落在清华。比如在流体仿真领域的CAE，中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能解决很多实际问题，比如工业应用中比较多的有注塑、铸造等。这方面的软件对算力要求很高，国外只能提供单机版软件，我们的软件是基于云原生的，这跟目前中国的算力、算能、通信等新基础设施是密切相关的，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等一系列非常便宜的云资源，在这方面，为云原生的软件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

我们开头讲过，工业场景的门类太多，可以被预见的问题有很多，可以产生很多解决方案。西方巨头们并没有把所有问题都解决，确切地说，在达索公司使用的有1千多套软件，他们只抽象了其中70个软件用于出售，其他抽象不出来的场景就是我们面临的机会。

当前，我们处于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算力的时代，在通用大语言模型投入应用以后，大家会发现，通用的基础设施和工具有了，要做的是把它们用到原有工业场景中去提高效率，很多原来没法用软件解决的领域，有太多机会点。

但是这些中国企业目前的市场占有率还非常有限，目前在5%~10%之间，即使是中望等龙头上市企业加起来，我们在整个工业设计领域的市场占有率都不会超过10%。大家看一下这些企业的销售金额，对比一下中国每年采购国外工业设计软件的金额，就能有一个直观认识。

目前来说一些限制，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年度的工业设计软件的销售，然后再去对比一下中国每年为工业设计软件买单的金额，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总结来说，中国确实需要有强大的企业站出来，带头挑战这样的一个生产体系和软件生态。我们需要花费的代价很大，但并非没有机会。

科工力量：宁波软件行业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定位，宁波制造业很发达，所以发展工业软件有场景优势，自我定位是围绕制造业做信息化数字化配套，在这些“一米宽，百米深”的赛道上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个说法客观吗？

金励君：从互联网行业来说，宁波的禀赋可能不如上海、杭州，但我们也有一些知名企业，比如草料二维码、悟空识字等，在一些单项领域有所擅长，但大的互联网平台企业确实没有。

但宁波这个城市有一条非常粗的大腿，就是制造业。宁波制造业的门类齐全，有全国最多的单项冠军，有最多的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的门类企业很多，科技型中小企业累计突破3万家。所以，宁波市从2018年就开始打造特色型软件名城，围绕产业做数字化配套是一个长期方向。

围绕工业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门槛非常高。

首先，需要对工业企业运行有深度理解。一般软件产业边际成本可以很容易地无限接近于0，使得营收和利润可以随规模快速成倍增长，但是在工业软件、工业信息化领域，跟传统软件完全不一样，要在这个体系中抽象和提炼出一些可以使边际成本无限接近于0的内容，一是需要很扎实的工业底子，二是对工业抽象化的理解非常深入。第二，是人才方面，工业软件的开发人员必须是姓“工”的，要对工业很了解才能去做这个事情。

在这两方面，过去中国几乎都没有任何的优势，现在可以看到，宁波在数字化车间（MES）领域有比较好的案例，但是这个领域要复制也比较难，举例来说，即使同样是做紧固件、压铸件的工厂，需要做MES的时候，你会发现每家厂之间的标准流程都不一样，虽然我们在赛道上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这个经验要复制，要快速地形成价值，不像软件产业和信息服务业那样容易，需要再给中国的工业软件企业一些时间。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有一个说法，“南中控，北和利时”，现在，这两家全国巨头在宁波设立了工业互联网企业，“南中控”创始人褚健在宁波落地了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孵化了蓝卓科技（蓝卓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作为唯一一家总部落户宁波的双跨平台企业，它打造了supOS工业操作系统；“北和利时”（和利时卡优倍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了卡优倍HolliCube工业操作系统，主要客户是大型企业、区域产业互联网平台等。

从表象来看，工业操作系统要解决的是所有工业企业面对的多样性的、无序的开发需求问题，

把大量工业生产中涉及的物联网领域和数据库领域打通，在这个基础上，在开发者面前呈现一个低代码或无代码的开发平台，帮助开发者在这样的工业操作系统上开发工业APP。

上述两家企业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目前他们在宁波也各自积累了大量工业互联网赛道上的生态企业，有很多的生态跟他们一起在做，涉及工业操作系统的打造、工业APP的开发等，去解决目前工业领域遇到的自动化和管理方面的问题。

科工力量：听到一些业内人士评论，我们的工业系统割裂严重，设备之间互不打通的，大家是很难连起来的，这是为什么？

金励君：很多中国的工业企业此前是用国外设备的，比如说用西门子、ABB、通用的设备，但为什么设备之间打不通？核心原因是，这些巨头提供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只是中国企业为了省钱，只用了其中最具性价比的部分，甚至使用盗版，同时又想获得整体大系统带来的效益，所以企业想要把设备之间打通，以此来解决现阶段遇到的问题。这很明显就是想花少钱办大事。

当然中国现在拥有中控、和利时等一些非常优秀的工业软件企业，他们已经在工业协议层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所以他们基于这方面经验的积累，打造了工业操作系统，来解决目前看到的设备之间互联互通的问题，对使用者，也就是工业企业来说，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上面搭建应用。

科工力量：还有业内人士反馈，给制造业企业做一个数字化的解决方案，能花的钱是非常少的，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金励君：关于工业软件领域资金少，企业做这些项目赔钱的问题，其实应该把这个问题转给我们的金融机构。工业企业数字化投资比较大，回报周期长，金融机构为企业的数字化提供了什么样的金融服务？为什么企业要一次性投入这么大？有没有分期付款的解决方案？大量金融机构对这方面的服务和产品开发较少，是因为他们对数字化进程还“看不懂”。

除此之外，发展工业软件层面还有其他的社会力量配套问题，比如法律、会计层面等等一系列的配套。举个例子，现在工业软件的困局很大程度上都是我们以往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薄弱造成的，但即使到今天，全国有几个城市能打相关的知识产权官司？如果大家的版权意识足够强，版权保护更有力，可能大量企业当时就会愿意为软件花钱，那我们现在的工业软件生态可能会比现在的局面好很多。

科工力量：能否谈谈企业层面之外，国家力量、行业组织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

金励君：863期间，我们就有国产工业设计软件的计划，国家在自主可控方面一直有扎实的动作，但同时要看到，我们在产业领域的问题是系统性的，不单是工业软件，从操作系统到数据库、中间件、一系列应用软件，目前来说都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非常好的基调，比如在指令集方面，能不能突破X86、arm架构这些限制？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Risk-V的发展，怎样基于Risk-V打造一系列的生态体系来保障我们国家的信息安全、网络安全、软件安全？现在是软件定义一切的时代，如果没有软件，包括电力、通信、交通在内几乎所有的公共基础设施是无法使用的，包括在线支付在内的很多日常场景都将不复存在，所以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和兜底是必须的。

但另一方面，也要平衡安全与效率。举例来说，当下全球的人工智能算力使用以英伟达Cuda套件为基础的模型生态，这是主流趋势，但中国转向使用的是以华为的昇腾为基础的模型生态（算子/算法要重新适配），这会给企业和产业带来许多额外的成本。

所以我们作为行业组织，首先就要要扮演好桥梁和纽带的角色，把一些关键信息快速传递给相关的会员单位，让他们知道时代变化的方向和节奏；第二，我们还要做好智库和平台的角色，需要收集、反馈一些信息，形成一些有效的对策建议，供政府作为决策支撑。

科工力量：当下的经济环境会对工业软件的业态产生影响吗？

金励君：当下的环境中，我们缺乏一些创新创业的氛围，年轻人都不太敢创业，像宁波这样的城市，被周边城市虹吸的效应显著。但我还想辩证地谈一下优势和劣势转换的问题。

我调研了很多在宁波做互联网还比较不错的企业，有些企业的人效可以高达600~700万元，50人的公司，3个亿的产值，可能比很多北上广深杭的大厂效率都高。我们去问这些企业，为什么会选择宁波去创业？负责人告诉我们，因为这里没办法快速融资、长大，所以就得沉下心来打磨产品，把它做到一个市场能够接受的状态。因为不能烧资本，不赚钱就要饿死，所以必须找到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点。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可以慢慢积累竞争优势，在无法通过资本等能力快速规模化和抢占市场前提下，通过产品力取胜。相应的，如果在北上广深杭，这些企业可能会迅速地被资本的洪流推向退出的独木桥，一不小心掉下就是万丈深渊。

科工力量：像工业领域的场景复制没有服务业和金融行业那么容易，它有自身的周期和规律，资本也必须按照这个周期去服务实体。

金励君：所以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软件行业自身的问题，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有一个观点，如果局限于工业软件领域去看待工业软件的价值，这个方向是错的，工业软件一定是解决工业的问题，那就要用对待工业的估值逻辑来对待工业软件。

我们看到现在的市面上最赚钱的就这三样东西，游戏、电子商务和金融。那么回归到工业软件本身，当我们从金融视角来审视工业软件价值的时候，你会发现，工业软件有价值的原因在于它能够保护工业资产，或者说能够验证工业投资是否安全的。比如石油化工业在宁波是一个万亿级的产业，我们引进一家工业软件企业的时候，比如给20亿的估值，20亿相对于1万亿的产业来说算什么？但它能提高整个产业的效率、保障产业的安全。当资本这样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投资工业软件就会变得非常轻松，因为它不局限于软件企业的价值本身，我们投资的是它所服务的工业资产安全。

科工力量：我们确实应该这样去考虑问题，很多事情不只是关乎软件行业的单一问题，都是一个系统中的问题，软件产业是智力密集型产业，人才越多，规模越大，中国IT相关人才在绝对数量上有优势，是否能够成为我们发展工业软件的有利条件？

金励君：其实我们的IT人员只能说比较丰富，或者说丰富程度是结构性的。

过去二十年我们涌现出很多大的互联网企业，腾讯、阿里、拼多多、字节跳动都走向世界了，这些领域的IT人才是丰富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归本质，回看技术本身，全中国做操作系统的IT人员有多少？

我们现在不只需要工业操作系统，还需要通用操作系统，比如，统信和麒麟这两套国产系统，一共有多少研发人员？连2000人都没有，最初只有200人，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中国基础领域的软件从业人员是非常少的，互联网层面的开发者很多，深入到基础层面的人员是非常少的。工业软件领域也一样，做管理、应用层面软件的很多，但是回归到本质，做一些比如机械仿真、力学仿真、芯片设计等领域的企业是少之又少，人才也少之又少。除了一些985、211大学的某些学院的某些学科以外，我们的学校也很少教这些内容，大量的学校都是在制造所谓“社会需要的人才”，比如互联网前几年比较赚钱，搞工业软件的人才肯定不赚钱，所以大量的学生都被塑造成互联网层面的人才，很少有学生学写汇编语言、C语言，基本都会学流行的Java，python等等。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也有一部分是行业现在发展太快的原因，另外一个层面是研究工业软件、基础软件的人所得到的回报跟互联网产业的回报差距巨大造成的。

科工力量：最近我们跟IT培训机构交流中发现，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尤其是大厂裁员造成梯次效应，大厂被裁的人员去中厂，中厂被裁的去小厂，小厂被裁的去下沉市场，这样的新闻似乎正在动摇年轻人学习IT的热情，您是否关注到这样的现象？对年轻人有何建议？

金励君：这种情况我们如果去辩证的看，是不是有可能为我们工业领域带来一些新鲜血液呢？

你说的梯次效应是非常明显的，这部分问题看似是年轻人自己的选择，但根源是由于我们的教育体系滞后于市场和产业，教育部门认为互联网就业是OK的，培养一批人才用了好几年，毕业后，发现市场上都裁员了，所以，我认为产教必须融合。

另一方面，我们会跟学生们这么去说，现在这个时代，处于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移重心（数实融合）的过程中，实体经济产业会有大量的机会，未来，根植于实体经济的上市公司总规模将远远超过以虚拟经济为主的上市公司。

所以作为学生，站在当下做选择的时候，要从这方面考虑一下，物以稀为贵，IT人才在大厂里很稀有吗？并不稀有，但是在工业企业里面，在制造业企业里面，这样的人才是非常稀有的，因为很少有IT毕业以后去工业企业工作。打比方说，如果选到好的平台，通过你几年的努力，公司上市了，你能够分享到红利，这个过程可能远远比在一些大厂中奋斗的过程效率高。我们看到太多优秀的人才，在大厂里做个螺丝钉，所以还是建议年轻人在做选择的时候，考虑一下如何给产业创造价值，如何赋能实体经济，将自身价值最大化。